香港黄大仙开奖结果持股1%的任正非是如何控制华为的?

  今年4月,美国两位教授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报告,激起了外界对华为控制权的高度关注。

  在西方媒体眼里,华为是一家充满神秘色彩的公司,“军方背景”、“政府主导”、“国有企业”等戏份时常被强加给华为,赚足了眼球。

  当然,这是美国塑造假想敌时惯用的舆论攻势,时间把握得也非常巧妙,正是有了媒体的铺垫,美国政府才能理直气壮地打击华为。

  面对质疑,华为董秘江西生笃定地向外媒表示:“华为是100%员工持股的公司”,此外再无任何干货,这显然无法打消外界的质疑。

  在2012年被美国打压后,孟晚舟曾说过会择机公布华为的详细情况,包括高管具体持股数,可直到现在仍未兑现。

  通过工商登记查询,华为全称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,唯一股东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。

  在这96768名员工中有86514人有选举权,通过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了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—由115名员工代表组成的持股员工代表会。

  我党的组织形式,就是一级级地选出全国党代表,再由其选出中央委员会,再选出常务委员会。

  从治理结构看,华为的董事长从1998年开始就一直由孙亚芳担任,直到2018年3月的换届选举才由原监事会主席梁华接任。

  董事会的17位董事通过选举产生7人的常务董事会,华为的所有事务都由常务董事会集体决策并监督执行。

  常务董事会成员包括郭平、徐直军、 胡厚崑、孟晚舟4位副董事长,丁耘、余承东、汪涛3位常务董事。

  常务董事会还会选举3位轮值董事长,华为的董事会和常务董事会由3位轮值董事长主持,轮值董事长在当值期间是华为的最高领袖,轮值期6个月。

  华为现任3位轮值董事长分别是郭平、徐直军、胡厚崑,这也是我们经常搞混淆的地方。

  这就是华为独有的集体领导模式,堪称民主集中制的典范,任正非这个学毛选标兵不是白当的。

  “我只是有发言权,跟大家讲讲我的想法,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不听,我的很多想法也没有被实施。所以,我就多讲几次,过几年可能他们就认同了呢?”

  不可否认任正非是卡里斯玛式的领袖,或许在以前光凭其超凡的人格魅力就能维护其地位。

  可卡里斯玛蕴含着极大的变量,很难长久地维持稳定,特别是在这个优良资产稀缺,资本泛滥到四处打劫的年代。

  以资本市场为例,像王石这样有背景,在万科内部又有绝对权威的牛叉人物,都被油条哥几板斧打的找不着北,不得不淡出万科。

  董明珠厉害吧,走过的地方连草都不长,面对油条哥的犀利攻势,也是心急火燎地跑到北京告状,还借助舆论的力量才守住基业。

  华为股东众多,集团内部派系林立,如果任正非光凭手里那点渣渣股份,早被啃得骨头都不剩了。

  民主集中制虽是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,但坚持和维护我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却是根本中的根本。

  光看面上的”100%员工持股“,忽略以任正非为核心的领导集体,要犯主观主义错误。

  在狼的组织里,要想发挥出狼群的强大战斗力,前提就是要保持头狼的绝对领导地位。

  以狼性著称的华为,能成长为如今的巨无霸,靠得就是头狼任正非的绝对领导,这么多年来,华为内部就没敢与任正非叫板的存在。

  42岁的宗庆后借了14万元,承包了连年亏损的校办企业经销部,通过蹬三轮车卖冰棍起步,打造了娃哈哈帝国;

  同样23岁的马云创办了海博翻译社,开始自己的试错人生,成就了今日的阿里;

  也是在这一年,44岁的任正非靠着借来的2.1万元,在刚刚搭起的两间简易板房中创办了华为。

  当时任正非是真的惨,本来在军队当副团级干部当得好好的,却遭遇大裁军,靠着老婆的关系在南油集团的下属企业谋了个经理的差事。

  工作刚有起色,却因缺乏工作经验被骗走200多万元的货款,不得不灰头土脸地离开,还背负了200万元的债务。

  当然,任正非老丈人时任四川省副省长,虽然欠了一屁股债,但像王石一样当个倒爷也能混得风生水起。

  任正非带着一家老小在深圳住的是十几平米的棚屋,吃的是老娘买的便宜蔬菜和别人挑选剩下的鱼虾,老爹连烟都舍不得买,委实凄惨。

  华为刚成立时,为了生存,减肥药卖过,安防设备捣鼓过,最终靠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交换机才挖到第一桶金,踏入了电信行业。

  当时国内的交换机市场被“七国八制”所占据,型号更是五花八门,任正非清醒地认识到华为要想发展壮大,必须走自主研发的道路。

  1991年,任正非从隔壁的亿利达002686股吧)挖来徐文伟,组建了集成电路设计中心,也就是海思的前身,在此前后郑宝用、李一男等先后带枪来投。

  众所周知,在电信、IT等高科技领域,企业最核心的资源就是掌握核心技术的员工,郑宝用在华为的工号是2号,在华为一直被视为二号首长。

  任正非有一次曾指着郑宝用说:你,香港黄大仙开奖结果,一个人能顶10000个,然后又指着另一位搞行政的副总裁说:你,10000个才能顶一个。

  李一男更不用说了,任正非把他当成接班人培养,比对亲儿子还亲,两年时间就坐上中央研究部总裁宝座,足可见任正非对他们的重视。

  为绑定核心员工,华为在1990年就开始搞员工持股计划,以1元/股的价格向员工配售股票,以税后利润15%进行分红,每个持股员工还会得到盖有公司红色印章的股权证书。

  在1993年时,华为的净资产就达到了5.83元/股,这样的价格无疑非常有吸引力。

  任正非在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中讲过,当时不懂期权制度,搞员工持股计划只是想通过利益分享,团结员工。

  任正非有6个兄弟姊妹,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为了养活每个孩子,任母经常饿着肚子劳作,作为教书匠的父亲也是饿着肚子批改作业。

  父母的不自私和乐于付出一直影响着任正非,在华为发展的过程中,他一直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,计划着在与员工分担责任的同时分担利益。

  不可否认,任正非“财散人聚”的理念是华为成功的关键,但华为在当时搞这套,未尝不是缺钱逼的。

  在90年代初的深圳,股市和楼市火爆,社会上到处弥漫着浮躁和投机取巧之风,实体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

  对任正非梭哈搞研发的决定,君临是非常佩服地,毕竟北方的联想就很理智地认为中国人不行,买办当得有滋有味。

  但研发可是个无底洞,华为由于战略失误,上马JK1000局用机项目耗尽了家底,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C&C08时已捉襟见肘。

  彼时的中小企业境遇和现在也没啥两样,想找银行贷款难于登天,任正非甚至要靠借高利贷来给员工发工资。

  在压力最大时,任正非曾站在深圳南油深意工业大厦五楼对员工说:“新产品研发不成功,你们可以换个工作,我只能从这里跳下去了!”

  好在C&C08大获成功,华为才彻底稳住了局面,而在此过程员工持股计划功不可没,既稳定了创业团队,又为公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。

  可能有人会说工资能有几个钱,这就要作对比才知道了,毕竟任正非真的是个舍得花钱的主。

  前华为副总裁刘平在《华为往事》讲过,在上海交大当老师时工资只有400元,1993年2月加入华为后工资是1500元,3月涨到2600元,到年底已涨到6000元,足足是当老师时的15倍。

  当华为配股时,员工们把积蓄用于购买股票,公司得到了现金流,员工们也可以滚雪球,妥妥的双赢。

  1997年,华为的注册资本增长到7005万元,而在1987年时才2.4万元,增量全部来自员工入股的股款。

  C&C08研发成功后,华为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开拓市场,负责攻城拔寨的就是这群钱给多了的土狼。

  1997年,华为的销售收入达到41亿元,员工人数激增到5600人,在高速发展的同时,任正非却发现公司“管不动了”。

  当时华为内部思想混乱,山头林立,外部各路诸侯各行其是,内部各部门相互独立,左膀右臂的李一男和郑宝用也矛盾重重。

  任正非倍感压力,他明白企业在发展前期可以靠人治,可蛋糕做大后,仅靠卡里斯玛权威将很难掌控全局,更遑论带领华为继续前进。

  还是那句话,只有改革才能有新的出路,这才有了1998年的《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》,系统阐明华为的发展道路。

  1996年,孙亚芳带领市场部全体人员集体辞职,重新竞聘上岗,以自我批判的方式推动华为组织结构的变革。

  改制前,688名华为公司员工总计持有华为65.15%的股份,子公司华为新技术公司的299名员工持有余下的34.85%股份。

  改制后,华为新技术公司、华为新技术公司工会以及华为公司工会分别持有华为公司5.05%、33.09%和61.86%的股份。

  1999年6月,华为公司工会以现金收购了华为新技术公司5.05%的股份,同时收购了华为新技术公司工会21.24%的华为公司股份。

  华为的股东变成两家——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和华为新技术公司工会,分别持有88.15%和11.85%的股份。

  根据华为公司股东会议决定,华为员工所持股份由工会集中托管,并代行股东表决权。

  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在创业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可这个计划也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
  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法制建设太落后了,《公司法》直到1993年底才颁布,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是股东数不得多于50人,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居然有上千股东,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。

  直到1997年9月30日,深圳市出台了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,员工持股才首次得到官方认可。

  国家在10月出台相关政策规定,外经贸试点企业也可开展员工持股,华为是外经贸试点企业吗?

  通过改革,华为持股员工身份问题得到解决,却只能通过员工持股会行使股东权利,这时华为持股员工的股东权利已不再完整。

  当时华为和中兴在各方面展开竞争,挖人、搞间谍战,无所不用其极,互黑更是政治正确,他们互相给对方取代号,华为叫中兴26,意即二流,中兴叫华为F7,即夫妻店。

  1998年,原《华为人报》主编石文金投奔中兴,为纳投名状反手给了华为一刀,向中央检举华为在经营中有不法行为,如内部职工非法集资等。

  很快,中央派出调查组进驻华为,据刘平所讲,任正非第一次有了惊慌失措的时候。

  1999年,朱总理在金融展上对华为负责接待的刘平讲:“你回去转告你们老板,在技术上要创新,在经营上要稳健!”

 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,以发行股票、债券、彩票、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,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。

  华为虽然未经批准,但不是向社会公众发行,且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,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。

  华为这属于打擦边球,这也是朱总理认可华为的原因,网上很多人嚷着华为靠权贵开路显然有失公允。

  此外,华为还在1998年起草了“华为基本法”,思想统一后,“诸侯问题”自然也就化解掉了。

  从1998年开始,华为斥资20多亿向IBM拜师学艺,在IBM的帮助下启动了以IPD(集成产品开发)、ISC(集成供应链)为核心的业务流程变革。

  这次改革历时五年,华为不仅实现了从“游击队”到“正规军”的转变,还实现了管理体系的国际接轨,为华为的国际化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  在此过程中,一种名为虚拟股的激励制度进入了任正非的视线月,华为将新技术公司工会持有的11.85%的股份并入华为公司工会,任正非持有的3500万元(1.1%)单独剥离。

  自此,华为公司工会和任正非分别持有华为98.9%和1.1%的股份,任正非的独立股东地位第一次得到确认,这样的股权结构一直延续至今。

  在股权稳定后,华为聘请韬睿人力资源公司设计了虚拟受限股体系,于2001年7月推出了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虚拟股票期权计划暂行管理办法》。

  虚拟股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一种虚拟的股票,激励对象可以据此享受一定数量的分红权和股价升值收益,但没有所有权,没有表决权,不能转让和出售,在离开企业时自动失效。

  从虚拟股的定义看,这玩意只享有分红权和增值权,与通常意义上的股权差距太大了。

  如果华为从2001年以后只推行虚拟股也没什么,可华为打的算盘却是收权,要把华为员工原来持有的股票都转化为虚拟股。

  当时朗讯、爱立信等跨国巨头已摸清华为的套路,开始对华为实施定点精准打击,华为研发出那款产品,就立马降价打压,华为在重点市场始终无法突围。

  2000年8月15日,华为出台了关于内部创业的“管理规定”,凡在公司工作满两年的都可申请离职创业,成为华为的代理商。

  当时响应的高管颇多,李一男创办了港湾网络,刘平创办了格林耐特,黄耀旭创办了钧天科技……

  同时华为又祭出了辞职再回岗这个大杀器来回购股票,这次仍是孙亚芳领的头,孙亚芳为何能在董事长位置上一干就是19年,屁股坐得正是关键。

  当然回购能如此顺利也是有原因的,2000年时华为战略接连失误,2001年业绩增速大幅下滑,2002年营收首次出现负增长,2003年时,任正非甚至决定以75亿美元卖身摩托罗拉。

  风雨飘摇中,华为员工对公司分红的期望值自然不高,这正好给了华为“抄底”的机会。

  华为的股票得以在虚实之间悄然转换,华为也从全员持股变成由两个实体股东持股的公司。

  2003年,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成立,华为所有的股份都被平移至华为控股。其中任正非持股1.07%,其余为华为控股工会持有。

  此后,华为控股每年发行股票,工会委员会作为实体股东按净资产价格购买,再等比例将虚拟股出售给员工。

  华为会将表现优异的员工叫到办公室,让他们签合同,告之他们能认购多少股份,员工购买股份后,除了得到一个内部账号能查询持股数外,没有任何持股凭证,也不会在工商进行登记。

  原因也很简单,华为因为长期实行1元/股的认购价格,自然也按1元/股回购,而他们认为回购价低了,要求按每股净资产来折算股权价格,同时以同股同权享有股权的增值。

  当然理由也站得住脚,根据深圳市政府2001年颁布的《深圳市政府内部员工持股规定》,员工持股的回购价格是上年的每股净资产价格。

  但广东高院最终判两位员工败诉,原因就是所持股权没有工商登记,也拿不出华为与员工签订的合同,也就是典型的没有证据。

  根据《公司法》的规定,股份公司是同股同权,而华为是有限责任公司,规定自然不同。

  《公司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,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;但是,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  这也就意味着公司章程可操作性很大,比如华为控股规定任正非有特别权利?任正非代工会委员会行使在华为控股的权利?

  可根据公开信息,华为控股多次重要股东会会议只有任正非和孙亚芳2人,他们2人代表股东决定华为控股的重大事项。

  2013年1月24日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在《华为如何选举董事会》中是这样披露的:

  股东在选择工会代表时,有权投票给非推荐候选人,但选举董事会时没有这样的选择权。相反,华为官员表示,获提名的董事候选人是在选举之前由上一届董事会挑选出来的。

  这段话意味着提名权才是关键,必须提名后,工会委员会才照着名单选举,工会委员会扮演的角色就类似于我们的“人大”。

  再看任正非家族中:弟弟任树录担任华为的首席后勤官;妹妹任正黎和女儿孟晚舟先后任华为的首席财务官……

  这些岗位可都是企业的命门所在,我们已经可以下结论:华为一直牢牢地控制在任正非手中。

  华为的董秘曾说过,任正非对华为的控制主要通过哲学和管理思想来实现,而非通过股权。

  正是靠着任正非的绝对领导,华为才能走到今天,且在此过程中员工持股功不可没。

  实在是华为的分红太诱人了,华为1元/股的政策实行到了2001年,此后是按净资产价格购买。

  2010年,华为内部购买价为5.42元,而当年的分红为2.98元,年收益率高达55%,10年间的虚拟股收益超过15倍,分红数十上百万的比比皆是。

  以2018年为例,华为的分红在240亿左右,按9万多持股员工算,人均都能分到20多万,多的分到数百上千万很正常。

  一般来讲,华为员工工作3年就能达到14级,可分到数万股,以净资产价格购买需要几十万元,这对很多新员工来讲也是种“甜蜜”的负担。

  因此,在华为的争取下,华为员工还能以助业贷款的名义从中国银行601988股吧)、工行、建行和平安银行000001股吧)的深圳分行获得贷款,用于购买虚拟股。

  这项政策由于与人民银行颁布的《贷款通则》不符,在2011年已被有关部门叫停。

  但自2004年—2011年,华为通过增发虚拟股新增63.74亿股,总计增资275.45亿元,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强大的现金流。

  这是因为华为的配股量设计得非常巧妙,很多员工为了购买股票把工资和积蓄搭进去不说,还欠了一屁股债,且年年如此。

  任正非用员工持股,将华为员工的“钱程”与公司的发展捆绑在一起,“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”

  在“钱景”的憧憬下,每个华为人都化身超人,这也是华为奋斗者文化盛行的原因。

  但在华为工作会有明显的成就感,项目一旦成功,惠及的是以亿级的用户,这种成就感,能鼓励员工坚持走下去。

  对那些全身心奉献的A类员工无比厚待,升职加薪福利股票远远超过其他人,给钱是没有上限的。

  反观国内很多企业,总是叫嚣着要学习华为的狼性文化,可他们的学习却只是希望员工加班,希望员工打鸡血去奉献。

  饶是如此,仍有很多博出位的奋斗B当舔狗,全然不顾员工正当权益的损害以及对老员工的残忍。

  可以这样说,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虽有很多槽点,但与其他企业相比,对员工真是没得说。

  在这次毛衣战中,19万华为员工能上下一心,誓与公司共进退,原因正在于此。

  2000年12月27日,华为在深圳五洲宾馆召开向海外进军誓师大会,会场上“青山处处埋忠骨,何须马革裹尸还”的大标语,充满了悲壮的气氛。

  但开拓海外市场光靠“奋斗者”是不够的,好在华为遇到了“贵人”,那就是国开行的陈元,国家领导人陈云之子。

  当时的国开行成立只有四年,仅有一个分行和三个办事处,连自身的发展模式都没理清楚。

  陈元继承了父亲的经济头脑,在他的带领下,国开行搞了一项特NB的政策,那就是发债券。

  发债券不稀奇,可国开行这个债券规格非常高,在政府的背书下,能发行等同于国债的债券,且主要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。

  通过发行政策性银行债券,国开行能调动全国人民的巨额存款,且这些债券时间通常在十年以上,融资成本还特别低。

  到2009年时,国开行发行的债券规模已能与财政部的国债相媲美,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、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券银行。

  国开行可谓应运而生,开创了与地方政府合作的“芜湖模式”,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载体帮助政府发展地方经济。

  在这套模式之下,我国掀起了一轮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设热潮,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。

  国开行同时还是国家战略的先锋队,比如成立中非发展基金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等。

  有了国开行的支持,我国企业犹如开了满血满魔的BUFF,加上我国企业独有的制造成本优势,产品变得非常有竞争力。

  以华为为例,最开始产品性能不佳,选择亚非拉市场进行突围,可这些国家都是穷字当头,与他们做生意要随时做好血本无归的准备。

  因此,华为与国开行搞了个买方信贷模式,华为卖产品,国开行直接把钱打到华为账户上,买方国家再以原材料和石油等矿产资源作抵押。

  该模式下,华为的应收账款大大降低,买方国家通过加杠杆获得了平时无力购买的产品,国开行帮助国家获得了稳定的石油等矿产资源供应。

  在国开行的帮助下,华为还能为设备购买商提供大额的分期贷款,并且利率远低于这个国家的平均利率。

  比如在开拓巴西市场时,华为能提供4%的利率,而同期巴西公司支付的美元贷款利率是5.99%。

  朗讯的管理层曾说过:“我们不会死在华为手上,如果死了,那是因为国家开发银行。”

  到2009年时,华为已成为了国开行最大的单一借款人,授信额度高达300亿美元。

  不可否认国开行对华为帮助极大,可打铁还需自身硬,国开行支持的企业多了去了,中兴、中国中铁601390股吧)、海航控股600221股吧)……

  华为最后能在欧美市场正面击败朗讯、爱立信等企业,靠的是远超竞争对手的产品性能,靠的是华为人的奋斗精神。

  反观美国,为扶持本国企业,在2003年就帮助思科阻击华为,此后更是把华为列为“危险分子”围追堵截,禁止进入美国市场。

  更别提以前打压日本半导体、以长臂管辖权帮助通用电气并购阿尔斯通等恶劣行径了。

  2012年,当华为超越爱立信之际,西方《经济学人》等媒体大肆渲染华为的“危害”,华为因间谍、黑客和数字战等猜忌经常遭到显微镜似的审查。

  因此,捧杀华为虽不可取,但也不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带节奏,为了黑而黑。

  特朗普想让中国用一些利益来换取华为生存,中国政府凭什么要把利益给美国来换华为生存呢?

  中国没有必要把中美贸易和华为捆在一起给美国让利益,这样做我觉得对不起中国老百姓603883股吧),中国老百姓比我穷得多,怎么能为了我们,拿穷人的钱去送给特朗普换取我们的利益。

  所以,我不希望跟中美贸易捆在一起,坚定不移地自己克服,不叫苦,不喊天,相信我们会打赢。

  当风险来了的时候,对于中长线股民来说,公司隐患不能提前发掘,往往到东窗事发的时候,接连几个跌停将其埋入市场,再难崛起。

  当机会来了的时候,中长线股民又犹犹豫豫,不敢上车,看不清公司中线发展逻辑,还以为只是短线倍大牛股。

  如今,君临研究政策后,确定投资策略,围绕着高端制造、消费医药、TMT、金融地产等重点行业,已建立起了六个维度的深入跟踪体系。

  从围绕挖掘机会、规避风险、提升认知三个维度出发,君临推出了幸福版,每日跟踪个股,寻找30家优质好公司,寻找潜力牛股,让投资不再迷茫,持股更安心。

  对于短线机会挖掘者来说,政策解读不全面,研报信息挖掘不充分,亦或是市场热点抓不住,同样非常苦恼。

  这里拥有一手投资信息、市场解读、投资策略、个股分析、投资者答疑,买入私享版,享受基金经理的投研待遇。